那些住在封闭病房里的外籍患者

Dr Lu告诉我，病区目前所收治的外籍患者多是通过“绿色通道”由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送过来的。门诊医师对外籍精神障碍患者的收住原则就二点：第一，确定有病；第二，有自伤或冲动伤人的风险，满足这二点才可以收住院。而临床医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籍患者基本上都没有家属陪同，医师无法第一时间取得患者家属的授权委托书，更谈不上履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医疗告知义务。在临床工作中通常都是由大使馆帮助医师联系患者家属，若外籍患者是由大使馆工作人员、警察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在取得家属授权委托书之前，医院通常按紧急入院观察来处理，此时，可以不需要委托书。但是，还有一类外籍患者是在国内高校就读的留学生，他们发病时通常是由学校工作人员送到医院里来的，此时，若他们符合收住院的二点原则，依据我国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医师在没有取得家属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能否收治他们？！显然，从外籍患者入院到临床医师取得其家属授权委托书的这段时间里，存在着一个法律盲区，这也是当前临床医师最为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时候他们真的很难拿到这份重要的医疗文书。

【法律解析】

现代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均属于主权管辖范围之内的事情。当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我国参观旅游、访亲生活，由于诸多复杂原因的影响，个别外籍人员在我国逗留期间、甚至刚刚入境即突发精神障碍。由于精神障碍的特殊性，加之涉外等原因，外籍人员中精神障碍患者的就诊及住院医疗成为困扰公安部门的一大难题，甚至发生影响我国声誉和社会稳定的不良事件。当入境的外籍人员突发精神障碍，具有自伤或伤害他人的危险时，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启动紧急强制住院治疗程序。

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第12条规定，所有在我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都应当适用我国法律。但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如果在我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具有涉外因素，比如，当事人为外国人或民事关系的标的位于外国，则应当依照该法中的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其结果不一定适用我国法律。民法界学者通常认为，《民法总则》第12条有一项但书，即“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属于“另有规定的”情形，可以不适用第12条。而该适用法总共52条，却没有1条是对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医疗责任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了三种办理住院手续的情形：一、如果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则由患者监护人办理；二、如果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则本人有能力办理的，本人办理；本人没有能力办理的，由其监护人办理；找不到监护人的，由送诊的民政、公安等部门办理；三、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危险的，监护人不办理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如果按属地原则处理上述法律问题，则在我国境领域内所有当事人的物或行为，都适用于中国法律，而不问当事人的籍贯和种族。由此看来，Dr Lu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故事结语】

非常遗憾，我无法从法律上给与Dr Lu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建议他将临床上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向院内医政管理部门进行客观的反映，尤其是在电子病历与病案质控方面，因为病历不仅是医疗过程记录性文件，是为患者疾病诊治和医学教学、科研服务的，也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医疗活动的真实再现，更是医疗机构提交给司法机关最直接的证据材料，尽管病历原本的角色并非证据。

1996年8月25日世界精神病学大会批准的《马德里宣言》，在总则里这样写道：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宗旨是向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最佳治疗，包括促进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和增进精神健康。精神科医师服务患者，应提供与公认的科学知识和伦理学原则相一致的最佳治疗。精神科医师有责任向患者提供相关的信息，使患者能够做出符合自身价值和情况的合理决定。在患者由于精神障碍、严重残疾或失能，导致无能力和（或）无法作出适当的判断时，精神科医师应与患者家属协商，并适时咨询法律顾问，以保证患者的人权尊严和法律权力。除非中止治疗会给患者和（或）周围人带来生命危险，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患者的意愿进行治疗。治疗必须始终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在《马德里宣言》中，我没有找到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的国界之分。